贺雪峰：三个角度：解读乡村振兴的战略本质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的乡村振兴：从次要矛盾到成为目标本身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服务和服从于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乡村振兴应当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之下进行分析讨论。

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既定的，是必须实现的，且这个目标必然包括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全面振兴乡村。没有全面振兴乡村，就不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建成了现代化强国。同时，中国要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不容易的，要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要经历伟大的斗争。

当前中国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压力。从国内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产生的增量减少，经济剩余如何分配越来越受关注。国际经验是，中等收入阶段正是国内阶层冲突甚至阶级冲突加剧的阶段。中国因为有农村这个现代化的稳定器，避免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存在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从而大大降低了国内阶层分配冲突的压力。

从国际来看，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体量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遭遇到西方国家的阻扰，中国必须集中资源进行突围，尤其是通过科学进步、产业升级来突破西方科技围堵，以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突破美国贸易孤立。

无疑，当前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主要矛盾和战略重点在城市，在科技进步、突破西方围堵中，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按中央部署，这一阶段大概要持续到2035年，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突围还需要十多年时间。

在这个时期，乡村振兴的重点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乡村振兴缓解国内可能加剧的阶层冲突矛盾，继续让农村充当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二是将国家主要资源用于支持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以尽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围。

也就是说，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是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服务和服从以城市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大局。

到2035年，中国已经突破西方围堵，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后，以“强富美”为目标的乡村振兴将开始纳入日程，乡村全面振兴将成为目标。

中央部署乡村振兴战略，将 2020~ 2050年分为两个阶段，2020~2035年为第一阶段，2035~ 2050年为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不只是接续关系，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扮演不同角色、服从不同逻辑、具有不同地位。第一阶段，乡村振兴是配合以城市为主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次要矛盾。到了第二阶段，乡村振兴本身成为目标，国家将强大经济能力用于建设“强富美”的新乡村，乡村振兴全面实现。到那时，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大局已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不可阻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就是补乡村振兴的短板，使“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二）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从身份农民到职业农民

乡村振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时“农民富”中的“农民”与当前时期的“农民”会有很大差异。主要差异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差异是乡村全面振兴时的农民主要是指作为职业的农民，而目前农民更多是一种身份；第二个方面的差异是目前中国仍有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近8亿农民，到2050年，职业农民人数也许只有不到 1亿。

由身份农民到职业农民，从 8亿农民到不足 1亿农民，都与城市化有关。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进入二、三产业。不过，当前农民进城往往并非完全进城，而是表现出很强的半城半乡特征 ：年轻时进城，年老时返乡；家庭中的年轻人进城，中老年人留村；经济形势景气时进城，进城失败返乡。农民之所以进城不完全，与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即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城农民很难在城市获得体面的安居条件，农民又不愿在城市漂泊，他们就保留了农村退路，而正是这种农村退路避免了中国城市出现大规模贫民窟。

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随着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完成，中国产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城市可以提供更多高收入就业机会，国家也更有财力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绝大多数进城农民都具有了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收入与保障条件，他们也就不必再留下农村退路，也就从农业和农村中彻底退出来了。农村土地向少数职业农民集中，职业农民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也可以做到靠农业致富。

农民进城是一个历史性进程，不能急于求成。唯有通过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城市产业收入支撑得起庞大的高价值服务业，农民进城才可以安居，农民也才会真正从农业农村退出来。

在中国城市无法提供充分的、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之前，农民不会割断与土地的联系。土地和农业不仅要为全国人民提供农产品，还要为全国 8亿农民提供农业收入、农业就业以及心理安全和社会保障。

至少在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前，农业与作为身份的农民的关系是不可以割裂的。

（三）作为战略的乡村振兴：兼有全局性、动态性和历史性

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下讨论作为战略的乡村振兴。战略不同于策略，就在于战略具有全局性、历史性。

作为战略，乡村振兴应当在以下层次展开讨论。

全局性。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和服从于中国式现代化大局，而中国式现代化不同时期是有不同主要矛盾的。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局面，主要矛盾是突破国际围堵和实现产业升级，相对来讲，农村应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器。这个阶段的乡村振兴，很大程度上要服务于以城市为基地开展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和以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为核心的大局。只有当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现代化已基本实现，国家才会将工作重点转向重整山河，转向乡村振兴，也才可能使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动态性。不同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不同的逻辑，2035年前的乡村振兴服从于中国式现代化大局，2035年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在于乡村振兴。不同时期，乡村振兴遵循不同的逻辑，具有不同的重点，要满足不同的要求，不可以将复杂的乡村振兴战略简单化。

历史性。要站在历史高度看待乡村振兴，遵循历史规律。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体现，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城乡关系正在重组，由8亿身份农民到不足1亿职业农民的转变，将是极其巨大的历史性过程，任何急躁情绪，任何想一天建成共产主义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缘于以上特性，乡村振兴应当避免线性思维、静态思维、片面思维，而要真正在战略层面思考。明确乡村振兴本身的战略本质，最重要在于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当前乡村振兴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对其两个不同阶段做区分，从而形成了误区。

按中央部署，2050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2050年，中国城市化早已完成，绝大多数农民都已进城，并从城市二、三产业获得就业与收入。他们不再从事农业或农业兼业，农村土地由留守农村的职业农民耕种，农业也变成职业农民的农业。职业农民通过农业现代化，实现较高农业生产率并因此可以获得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实现“农民富”的目标。

“农民富”和“农业强”必须以 “农民少”为前提，如果到 2050 年仍然有数亿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越来越少的农业 GDP是不可能为其提供高收入的，农业也是不可能强的。

“农村美”，一方面要重整山河，让祖国每个地方都空气清新、环境宜人；另一方面要让农村“生态宜居”，对村庄进行规划、整治、建设。问题是，2050年的农村，尤其是 2050年的村庄，与当前村庄可能不再是同一个概念。农民进城去了，很多村庄都会消逝，现在就要通过美丽村庄建设将“农村美”固定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

乡村振兴战略 20字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不能仅局限在农村，更不能局限在当下。当前农民正在进城，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在城市务工经商，因此，农民的生活富裕并不等于农民只能从农业获得收入，也不等于农民主要靠农村产业获得收入。农民进城了，有条件的农民才可能从农村完全退出，从而不再是身份农民了。正是有农民从农村退出去，留守农民才有扩大经营规模的可能，才有越来越多农民可能由兼业变成职业，真正做到适度经营，变成家庭农场主，从农业获得收入就可以达到生活富裕。

农村中的“产业兴旺”显然不是要违背经济规律，将本来应当在城市的产业搬到农村，而是发展农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总体来讲，越是现代化，越是经济发展，城市 GDP占比越高，农业 GDP 占比和农村 GDP占比就越低。无论如何，仅靠农村产业是不可能让当前仍然有6 亿之巨农村居民生活富裕的。农民生活富裕，就业和收入往往要来自城市，且正如前述，实际上目前农户家庭收入最大部分已来自城市务工经商收入。这个意义上讲，农村产业兴旺并非要违背经济规律在农村发展缺少比较优势的产业，而是要遵循经济规律，发展适合农村的产业。

而且，产业必须与特定阶段相联系。比如当前阶段，中国还有 2亿 多农户，几乎所有农户家庭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半耕是指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年人留守务农，这导致中国绝大 多数耕地仍然由小农户耕种，“老人农业”是当前农村最为普遍的情况。“产业兴旺”显然不是要消灭小农户经济和“老人农业”。反过来， 小农户经济和“老人农业”不仅为中国14亿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农产品，而且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提供了农业就业，为农民保留了农村退路，从而起到了与农业产品供给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

这样的小农户经济和“老人农业”当属“产业兴旺”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以为只有现代大规模农业才是“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谁来居？这里显然是指仍然居住在农村的 6 亿农民。问题是，农民正在进城且最终绝大多数农民都是要进城的，目前，农民家庭中的大多数年轻人早已进城务工经商，还有相当一部分已在城市买房。这时候的“生态宜居”究竟是为了谁？谁来建设“生态宜居”的环境？让即将进城甚至正在进城的农户投入资源建设“生态宜居”的农村环境，他们既无积极性，也缺少资源，但如果他们不参与，那些不准备进城的农民怎么可能参与到环境建设中来？如果农民都不参与，而是由国家来为农民提供“生态宜居”的环境，这似乎也不可想象。

作为“三农”工作总抓手的“乡村振兴”，是一项重大战略，其战略本质来自全局性、历史性，必须深入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规律，在城市化背景下，讨论乡村振兴的策略或战术问题。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是通过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来突破中等收入阶段可能的困难，农村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助力，继续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只有当中国式现代化已经突破重重困难，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才能重整河山，建设“强富美”的新乡村。

从城乡关系来看，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心在城市，经济成长、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关键在城市，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极，农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器。城市快速发展、效率优先，农村相对稳定，在城市效率优先中保持更多底线公平，为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相对弱势农民提供农村基本保障的兜底与进城万一失败的退路。在这个阶段，也就是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城乡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快一慢、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一发展极一稳定器、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关系。这个阶段，往往是农村越慢、越静、越稳定、越多公平与保障、越有退路，就越可以支撑起一个讲求效率、快速发展与重点突破的城市，从而就越可以将中国推进到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就越可以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的伟大目标。

当前乡村振兴实践显然应当服从第一阶段的规律。具体来讲，当前“三农”工作应当有以下四个共识。

第一，小农户经济很重要，“老人农业”很重要。中国农业不仅是要解决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问题，而且要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数亿农民提供农业收入和农业就业。

第二，农村产业发展存在瓶颈。在目前阶段，农村不再有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农村产业主要依靠农业和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旅游。农业GDP占比还会持续下降，乡村旅游发展空间亦极为有限，且要以区位、环境条件为基础，其对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起到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

第三，保障比富裕更重要。在市场条件下，城市完全向农民开放，农民是市场中最积极的主体 , 在市场上寻找最大获利机会，成功了他们独享，失败了责任自担。当城市向农民开放，农民积极寻找市场机会时，富裕就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保障则是制度必须进行的安排。农民是弱势群体，他们进城和进入市场可能会失败，农村是农民进城失败的退路，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正是有农村退路和土地保障，农民才敢于在市场上打拼，也才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和最有主体性的力量。

第四，“生态宜居”不能由国家包办代替。国家投资建设美丽乡村，只应当为农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宜居条件应由农民自己来创造。在城市化背景下，要建设比在城市更好的农村宜居环境，很不现实。

转自“新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