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玲，李赟：数字治理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策略
摘 要
当今社会，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全面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数字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新趋势，深刻改变了治理的实践形态，助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效能大幅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党中央提出了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战略要求。各治理主体应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参与治理，通过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通过数字治理更好地释放社会创新活力，不断激发数字治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赋能提效作用，助推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关键词：数字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策略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3）06-0014-08
收稿日期：2023-06-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21BKS012）
作者简介
向春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新型城镇化；李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
正 文
当今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赋能治理领域，数字治理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新动能。数字治理作为将新兴数字技术与治理要素相结合，运用技术手段真实反映、有效推进现实治理的实践活动，实现对治理主体内部“赋能”、对社会公众外部“赋权”［1］。新兴数字技术在重塑政府治理流程、满足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提高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精准化、高效化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P7）。党的二十大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并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目标［3］（P21-23），同时，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这意味着以数字治理为重要表征的数字中国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强调要加快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4］（P38），提高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在此背景下，如何以数字治理这一新型的治理形式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为亟待深入探索推进的重大课题。
一、以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助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情况。14亿多的人口总数考验着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社会治理领域逐渐体现出公共服务需求多样化、公共管理事项复杂化和社会风险交织叠加的特征，给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社会治理带来全新的挑战。新一轮数字技术的兴起为精细化、高质量推进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以数字治理助力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显著增强，城乡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样化。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下，必须丰富多层次多样化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为满足社会公众多元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撑。首先，社会公共服务涉及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住房、公共文化服务等诸多内容，运用数字技术可将公共服务的诸多内容整合为一体化的大数据平台，通过这一平台，社会个体可以更全面地获取公共服务的数据信息。其次，随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和个性化公共服务意识的增强，运用数字技术可以精准识别公共服务对象的需求，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例如，杭州市萧山区针对区内老年人占比较多的现实，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构建告警预警模型，可以精准识别36种突发状况，从而保障老人居家安全［5］。最后，运用数字技术可以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效果进行精准评估，了解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服务供给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从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科学化水平。
（二）以数字治理助推公共管理科学化决策
自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为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我国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各级政府深化简政放权，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不断提升超大规模人口的服务和管理能力。在此过程中，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化管理和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能够增强人类行为的可预测性，为公共部门的管理和决策提供重要的前置性信息。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兴起和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产生了关于人类行为的海量数据，这就为精细精准把握和研究各类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提供了可能，通过研究人们的行为规律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活动的有效性，助推公共部门的科学决策。另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也促使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的政府提升科学管理能力，深化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变革。随着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形成于工业社会的马克斯·韦伯式的科层制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政府行政体制逐渐呈现扁平化、分布式、开放性的趋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助推政府部门的数据化、智能化管理。与此同时，将政府部门的管理数据作为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可以提高政府部门的治理效率和科学化管理水平，为超大规模人口的社会治理提供重要的技术条件。
（三）以数字治理化解系统化的社会风险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着重大变化，社会风险由此呈现出人为性、复杂性、关联性、扩散性、放大性和严重性等特点［6］（P94-96）。防范和化解各类重大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必须始终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思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兴起，可以有效化解系统化的社会风险。首先，新兴数字技术有助于实现对社会风险的预防评估。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社会领域的风险由于涉及人数较多、范围较广，如果对其不确定性无法进行整体感知和预防准备，将会造成更多显在和潜在的社会风险。物联网是一种通过将不同传感设备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网络，具备整体感知、可靠传输和智能处理三个基本特征［7］（P38）。通过安装烟感报警器、智慧监控摄像头、火警感应器等物联网设备可以助力智慧安防、智慧消防等风险前置预测和评估。其次，新兴数字技术有助于实现社会风险的及时处置。例如，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依托于数字技术衍生的健康码、防控行程码等疫情防控小程序陆续上线，有效监测了疫情发展态势，有助于各级政府及时采取措施阻止疫情蔓延态势。最后，新兴数字技术有助于社会风险的事后优化。现代社会是充满风险的社会，对于风险发生后的流程优化是人类社会提升抗逆力［8］（P82）的重要体现。新兴数字技术作为防控化解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可以及时发现社会风险防控的不足之处，从而不断优化风险防控流程，进而化解系统化的社会风险。
二、以数字治理缩小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构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数字经济应运而生。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50万亿元，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地位更加凸显［9］（P10-11），这为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此外，运用新兴数字技术进行治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让更多人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一）发挥数字治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随着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数字社会逐渐形成。在数字社会中，数字化生存成为常态，提高个体的数字素质和数字化生存能力至关重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个体的数字素质，平等赋予个人参与数字经济活动的机会，从而提高个体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首先，新兴数字技术具有跨时间、跨空间处理海量数据和即时通信的特征，为人们平等参与数字经济提供了机会，在合法程序审定后，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自己的移动互联网设备进行经济活动。其次，通过新兴数字技术可以建立互联网教育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可以充分保证低收入群体平等接受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机会，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其就业能力。最后，针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口、易返贫致贫人口、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刚性支出较大导致生活出现困难人口［10］的这五类低收入群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可以精准掌握这五类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人口数量、生活困难需求、就业岗位需求等基本情况，建立低收入群体大数据库，从而有针对性地提供增收性帮扶政策和就业岗位，切实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
（二）发挥数字治理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社会政策环境等的不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不断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构建多层次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增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区域社会发展中，可有力改善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首先，新兴数字技术有助于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地理区位等先天的自然因素对于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已明显下降，凭借良好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欠发达地区也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新经济和新业态，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贵州省这些年迅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5年，贵阳市成立了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2017年，贵州省成立了全国首个省属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引进企业超400家，华为云营业收入增长超过200%，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5.9%，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增长90.5%，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七年位居全国第一［11］，有力促进了贵州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其次，通过搭建开放、共享、公平的数字经济平台，有助于促进不同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与整合，在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过程中增强资源和人才的精准投放，从而缓解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最后，运用新兴数字技术可以建立完整准确的数据资料体系，有助于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指导。数据资料的共享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新兴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可使各治理主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信息掌握得更加全面，从而有助于制定科学务实的发展政策和治理方案。
（三）发挥数字治理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城乡共富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3］（P31），这就要求建立健全城乡之间的联动和融合机制。一方面，相较于城市而言，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较为单一，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在数字经济兴起的大背景下，平台经济凭借其数字服务与产品复制成本低、边际成本趋于零和非排他性等优势迅速崛起，能够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12］，带来农村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的多样性。2021年，我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4221亿元，同比增长2.8%［13］（P18）。2022年，我国农产品电商零售额达5313.8亿元，同比增长9.2%［8］（P27），由此可见，数字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乡村电商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社会转型奠定了更强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相较于城市而言，乡村社会的优质资源相对较为匮乏，运用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城乡之间优质公共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共享，在基础通信、养老、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截至2022年8月，全国义务教育学校联网率已达100%，99.6%的中小学拥有多媒体教室。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发布基础教育资源3.4万条，职业教育在线课程2.2万项，给广大农村地区送去了免费优质教育资源。截至2022年9月，远程医疗服务平台也已覆盖所有的地市和90%以上的区县［14］（P15-16），这体现了数字技术在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平等共享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以数字治理确保优质文化产品精准供给，助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15］（P64）”。当前，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还需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着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数字时代，将新兴数字技术运用在精神文化建设中，可以保证优质文化产品精准供给。
（一）以数字治理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的革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16］（P383）。”因此，传承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形式。例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化遗产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往往容易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不易保存，长期以来不便将文化产品进行实物展示，而运用新兴数字技术可以将文化遗产进行高清电子版扫描、人工智能复原等，将实物形态的文化遗产转换为数字化信息进行存储或展示，从而使文化遗产“活起来”。2022年12月8日，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台“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正式上线。6 500余份来自敦煌莫高窟等石窟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文献的高清数字资源档案通过素材库向全球开放，有效促进了文化资源的安全高效流动［17］。另一方面，数字化叙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演绎呈现了全新的形式，开辟了文化交流的新渠道。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手段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故事进行空间置换，使人们更沉浸化地体验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更深切地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例如，《国家宝藏》节目采用全息影像技术等多种数字技术，对国宝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运用沉浸式的情景舞台形象讲述了国宝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18］，人们通过智能手机、电脑等可以便捷观看，从而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二）以数字治理保证优质文化产品的精准供给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要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实效性，精准对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聚焦供需矛盾，推动建立集需求采集、采购、配送、监督管理、反馈互动等于一体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平台［19］。运用新兴数字技术可以根据不同人群的公共文化需求，实现优质文化产品的精准供给。一方面，运用新兴数字技术可以优化文化娱乐空间，尽可能实现在同一空间内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精神文化产品需求。例如，在扬州市江都区的智慧村部前配置有标准化悬浮式铺装篮球场和健身活动中心、5G智慧灯杆等，村民通过这一场地可以跳广场舞、看电视直播、打篮球、实时篮球比赛计分、查看村庄空气监测指数等，满足了儿童、青少年、中老年人等群体的多种娱乐需求［20］。另一方面，运用数字技术可以建立一体化精神文化产品供需平台。精神文化产品的精准供给来源于对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精准掌握，通过移动互联网设备创建小程序，使公众可以方便快捷地将自己的文化需求反映至一体化平台上，平台进行统一分类，由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推出相应的精品文化活动，确保优质文化产品的多元精准供给。
（三）以数字治理助力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和社会公众自我意识的增强，人们可以随时通过手机、微信、微博、短视频等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观点意见，导致网络文化空间众声喧哗，其中不乏一些恶意杜撰、诋毁他人和恶意引导网络舆论的负面言论，甚至形成网络暴力，这就使得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势在必行。在这一背景下，新兴数字技术可以成为记录网络行为发生和监管网暴行为的重要手段，为创造风清气正的网络风气提供技术支持。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可以对网暴行为进行全流程的记录。例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对网暴行为的施暴者进行基础数据信息的准确抓取，并对其点赞、评论和转发等行为进行全过程留痕，实现对网络暴力事件的全流程记录。另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还可以对网络行为进行实时监管。例如，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可以建立网络暴力典型案例样本库，从而建立网络暴力舆情监测体系，构建主动式虚拟网络暴力管理体系和管理模式，将网暴行为处置前置化，从而营造健康有序的互联网环境。
四、构建数字化生态信息平台、建设多元共治的数字生态治理体系，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体现了我国在对待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本质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将追求最大化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从而产生了生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20］。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将人与自然看成是生命共同体，着力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数字化时代，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有助于推动构建数字化生态信息平台、建设多元共治的数字生态治理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
（一）推动构建数字化生态信息平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动写照。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应坚持系统治理的思路，一体化推进生态环境治理。长久以来，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难以检测准确的修复位置和修复数据，从而导致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出现投入大、收效小的结果。但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兴起，这一棘手问题将得到有效改善。数字化企业依托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可以建设生态环境智能感知体系、搭建数字化生态建设信息平台，从而为科学保护、系统治理提供重要的数字化平台支撑。例如，在湖北石首的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从水温、水压、溶氧率，到江豚的进食量、粪便形态、皮肤光泽等相关数据，都是利用数字技术采集、汇总到智慧生态保护系统的“数据池”内，并在智慧大屏上呈现。数字技术不仅提高了天鹅洲保护区巡护员的工作效率，也使保护区多年来积累的保护、监测数据得到了有效利用，使长江江豚保护成功迈入智能化时代［21］。由此可见，数字化生态信息平台的建设在提前精准预判、识别、追踪和解决最新生态环境问题，保证生态环境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可为后续的环境保护政策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助力系统化的生态环境治理。
（二）建设多元共治的数字生态治理体系
我国的自然资源环境要素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导致在治理过程中仍存在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分要素多头管理、资源环境领域基础数据分散化等问题，生态系统性和治理碎片化之间的矛盾仍旧存在［22］。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兴起，治理碎片化的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有助于建立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环境问题的平台。大数据具备高效处理海量、多元化数据信息的优势，云计算具备在数分钟内调配海量数据资源的优势，区块链具有保证数据安全的优势等［7］（P41-57），这些数字技术有助于将多个职能部门、不同行政区域、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环境污染数据评估、自然资源基础数据、多元主体基本信息等数据进行开放与共享，从而打造扁平化的环境治理平台，促进环境治理的高效解决。另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为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生态环境治理离不开公众的积极参与，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智能手机、移动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广泛运用，为公众与职能部门之间搭建了便捷的沟通渠道。例如，“蔚蓝地图”公益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蔚蓝地图”上，公众可以随时获取所在城市的天气、空气质量指数、水源质量监控、生活服务指数等关键的环境信息，以及官方发布的污染源排放实时监测数据，轻松识别身边的“排污大户”。同时，公众可以将身边的污染现象与监测数据通过手机分享平台上传或通过App将污染信息转发到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平台上，对污染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形成整改压力［23］，从而构建多元共治的数字生态治理体系。
（三）以数字治理推动智慧园区建设
2020年，我国明确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24］（P81）。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将“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3］（P24-25）作为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在我国，各类产业园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也是能源消耗大户，伴随着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智慧园区的建设可以助力我国相关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有助于园区基础设施的低碳化。运用数字技术能够帮助园区在安防、消防等领域实现数字化监管与检测，实现配电、热力与楼宇设备的低碳化与数字化，可以对建筑顶层、墙壁、空调通风、集中供暖等进行系统化节能改造。另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有助于实现智慧园区的能源合理利用，实现舒适性与安全性、资产与能源效率的有机统一。例如，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区通过管理平台进行数据采集与监控，将能源的生产、消耗、使用和能效分析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可视化展示，直观反映出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用户能源数据的可追溯能力，实现了企业能源信息化集中监控、设备节能精细化管理、能源系统化管理，有效降低了能源损失，提高了能源转化效率［25］（P41-42）。
五、以数字治理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助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地缘冲突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更为凸显，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26］（P154）”。新一轮数字技术的浪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交织，将新兴数字技术运用于全球治理体系中，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是必然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共享发展、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和国际安全协作，从而促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一）以数字治理推动全球经济共享发展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一国经济产业供应链与国际经济产业供应链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得数字要素成为重组世界经济要素、推动全球经济产业格局变革和全球经济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并将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共享发展。纵观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殖民掠夺、野蛮占领第三世界国家生产资料等方式使世界各国都卷入了全球经济与生产体系中，其利用第三世界国家与本国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不对等使用科学技术的程度等因素人为制造了经济全球共同体的“时间差”和“空间差”，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起始阶段呈现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但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可以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共享数字经济带来普惠空间，提高经济全球化的共享性，新兴数字技术的平等性将有助于推进全球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转型，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国际大循环，助推各国经济全球化发展［27］，从而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均衡、普惠、充分地发展。
（二）以数字治理推动各国文明交流互鉴
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28］（P5-6）。新兴数字技术融入全球治理有助于推动各国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一方面，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新兴数字技术成为人类交往主体打破国界限制、进行文明间交流互通的新形式，为各国了解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条件。例如，“阿木爷爷”在海外社交媒体的走红，“云游中国”等一系列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工匠精神的高质量文化作品逐渐走出国门，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为各国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为世界各国文明间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的手段。新兴数字技术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与不同国家人们的文化交流。例如，新冠疫情期间，借助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一些旨在促进各国文明交流的学术论坛活动由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凝聚全球文明价值共识的目的并未变化，有效推动了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
（三）以数字治理推动国际社会安全协作
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国家意义上的地理边界，创造出与传统国家政治空间并行的平行数字空间。当今世界，互联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联系沟通的重要方式，万物互联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万物互联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性的风险互联，这使得各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更加依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数据成为重要的资源，相较于其他生产要素，数据要素更易进行跨境流动，因此，电信跨境诈骗、跨境犯罪、网络黑客跨境攻击等行为也日益增多，这使得国与国间的安全协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充分利用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有助于加强各国和地区间在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腐败治理等共同安全领域内的数据共享与交流，促进国际安全领域协作，从而推动构建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29］”。当前，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应用在治理过程中已成为重要共识。一方面，数字治理重塑了原有的治理样态，使治理实践呈现出线下治理和线上治理的双向协同治理，有助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对于治理过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不同领域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数字治理可以极大地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今后，数字治理仍需在数据隐私安全、线上和线下治理协同、数据的敏捷运用等方面不断完善，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助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进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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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治理现代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