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不能一边生产穷人，一边扶持穷人

云南勐腊县河边村的精准扶贫实验，既不是李小云与贫困的第一战，也不是最后一战。

今年年初，他宣布把过去几年由小云助贫中心带领河边村民开展的“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正式移交给全体村民。这意味着，4年前他在这个村庄开展的这场实验开始转型。

这场实验为他带来了广泛的关注度。边疆一个原始村落在一个学者的介入下4年内脱贫的故事无疑吸人眼球，但更关键之处在于，这场实验，为国内公益组织与政府以联手合作、资源互补的形式进行精准扶贫，提供了一个稀缺的参考样本。

而追根溯源，这个样本的稀缺性，在于李小云本人。

30余年间，从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到一线实践，从国内发展到国际发展，他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广泛，这令他对农村发展与扶贫的体察和建议别具一格。

比如，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参与式扶贫”模式，对传统自上而下的扶贫模式作了反思和扬弃。其核心思想“赋权”，即增加社区和贫困人口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影响甚巨；他提出的2020后扶贫战略转向防止贫困的建议引起高层重视；他在非洲的扶贫实践采用小技术获得大丰收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

他亦是国内最早从事NGO事业的学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当国际NGO组织首次来到中国，李小云是帮助它们在国内开展并推进项目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基本上，上世纪90年代国际NGO在中国的项目大多都和他有关联。”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说。

“河边村实验，也许并不太具备可复制性。”李小云说，在这一次实验的过程中，他主要是从学术和政策角度探讨和总结如何能让贫困群体赶上现代发展的列车，这对于打赢与贫困的这场战争，更有意义。

引入发展学

1982年，李小云在北京农业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挂起了一块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原国家农委。

这个日后以9号院闻名，发挥了巨大学术智囊作用的机构，成为5年后李小云走出校门，参加工作的起点。

在进入北京农业大学之前，李小云就读于宁夏农学院（现宁夏大学）。1977年，他进入这所大学时，只有15岁，是宁夏吴忠中学77届应届毕业生中，仅有的3位考取大学的学生之一。

学农并非他的本意。最初，他想要报考的是美术院校，希望成为一名画家，但同学们劝他“应该科学救国，把画画的事儿先放下”。李小云听取了这一建议，把第一志愿改成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我想学化学，而当时化学专业最好的学校，就是大连工学院。”

但是造化弄人，最终，他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自宁夏农学院。在那里，每日所学皆是土壤学、昆虫学、植物病理学、植物遗传学——“完全不知道那些都是啥，”李小云有些失望和沮丧，“当时就想退学重考，想着反正我才15岁。”

一个老师改变了他的想法。那个老师告诉他，宁夏农学院的教师团队是1958年国家支援宁夏建设时，从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最好的学校抽调来的骨干教授组成的。“全国知名的（农业）教授每人带一团队过来，这样好的老师团队，是你在其他任何一所大学都很难再遇到的，你跟着他们好好学，将来一定有出息。”

李小云最终留了下来。4年间，他学习了包括作物栽培学、育种学、遗传学、水利学、测量学、植物营养学等在内的整整36门课程，“得到了系统的大农学教育。”1981年，他大学毕业即被北京农业大学作物栽培学专业录取为硕士研究生。6年后，作为中国第一个作物栽培学博士，他被分配至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组工作。

“本科的学习，让我进入到农业农村这样一个领域；读研究生期间，我进入到了科学农业研究的领域。”而在9号院，他进入了农业政策研究领域。

自此，他开始接触农村政策、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调研，并先后参与了黄淮海平原开发、北方旱区农业发展等相关问题的政策制定及调研。“那段经历让我对如何制定政策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对我是一个锻炼。”他告诉《中国慈善家》。

到9号院后不久，一个关于中国农业发展是不是应该依然坚持高化肥施用量的讨论在院内兴起。李小云结合实际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我国人多地少，需要注重通过良种和化肥的应用，提高土地产出。这篇文章呈报给9号院灵魂人物杜润生后，得到后者的高度评价。杜润生随即让李小云去参加当时正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施肥大会。

参会期间，李小云遇见了母校时任副校长，著名土壤化学专家毛达如。

毛达如告诉他，学校有个中国—联邦德国综合农业发展中心项目（CIAD），其主要内容是北京农业大学和德国霍恩海姆大学相关教授之间的结对合作研究，并期望将两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加以推广应用。

“你有没有兴趣来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作？”毛达如向李小云发出了邀请。李小云表示，自己需要考虑一下。

一年后，李小云出席中央农村政策会议时，遇见了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院士，后者再次邀请他回母校参与CIAD项目的工作。

两位校领导的连番邀请，让李小云最终在1989年下定决心，回到母校担任CIAD项目的常务副主任兼项目中方副代表。这一选择，从此推动他走向一条全新的道路。

在CIAD，与李小云对接的德方专家，是一位名叫艾迪特的博士，二人之前曾有一面之交，他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读时曾经应校方之邀招待过艾迪特。

艾迪特送给他一本名为《综合农业开发指南》（The Guidelines of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的小薄书，这本小书向李小云打开了一扇窗口，他第一次了解到社区开发、参与、性别、赋权等新概念，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学科——发展学。

资本主义的出现，让人类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飞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以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拉大、贫困人口边缘化为代表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发展学的出现，正是要保证人类在社会、文化、政治、资源、技术、环境等领域与经济保持同步协调。

198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宣言》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民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

1989年对于李小云来说还有另一个特别的意义，从那一年开始，他正式接触到了公益组织。在CIAD工作期间，李小云开始频繁接触福特基金会以及德国和国际性的NGO组织，协助它们在国内开展农村扶贫、环保教育等公益项目。这些国际NGO组织的到来，在带来先进的发展和公益理念的同时，也为中国培育了首批公益行业的从业人员，为中国公益行业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石。

1990年，在CIAD项目的支持下，李小云到德国和荷兰从事发展学的系统理论学习。“发展变化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律、人力、知识、技术、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可持续发展。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还包含着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民主参与、平等权利、妇女地位、科技创新、社区建设、风土人情、生态平衡等方面的改善。”这次学习，让李小云看到了发展学对于国内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业、农村问题的积极意义，这让他有了将发展学引入国内的想法。

回国后，李小云先是在河北和同事共同展开了参与式发展实践，其后先后撰写了《区域农村发展规划指南》《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参与式发展概论》《性别与发展导论》等发展学著作，这些著作至今仍是很多公益组织的参考材料。

继而，他开始为在国内高校设立发展学科积极奔走。

1998年，他找到福特基金会的代表，希望对方为建立国内的发展学科提供资助，后者欣然应允。与此同时，他通过中国农业大学向农业部和教育部提出建立发展研究本科专业，亦得到了支持。

是年，中国农业大学正式设立农村发展学院，这是国内第一所发展学院，李小云任该院院长。2002年，农村发展学院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任新成立的学院的院长，一直到2015年。

开创参与式扶贫

李小云赴欧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接受了参与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归国后，在参与式发展理念的基础上，他在国内开始实践 “参与式扶贫”的新模式。

参与式扶贫是对传统自上而下扶贫模式的反思和扬弃，其核心是赋权，即增加社区和贫困人口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通过倾听目标群体的意见，将其看法、想法纳入到决策之中，达到调动受助人群参与积极性的目的。

和以往的扶贫理论不同，李小云表示，参与式扶贫将扶贫方式从原来的只提供资金解一时燃眉之急，转变为为有发展需求和意愿的农户提供资金、技术，以培育贫困户自主脱贫致富的能力为核心。“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简单的，有点民粹思想的参与式的原教旨主义者。”李小云说，后来他对于自己的观点做了很多调整。

“第一个项目是在北京延庆的珍珠泉乡，时间是1994年。”李小云回忆。从德国明爱基金会争取到30万元扶贫经费后，他在珍珠泉乡的4个村庄，开展了以养羊带动村民脱贫的工作。

之后，他又在宁夏盐池县以及云南红河地区（涉及4个县）、四川仪陇展开工作。

位于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四省（区）交界处，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宁夏盐池县，曾是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1996年，李小云和同伴来到这里开展扶贫工作。了解到当地农民由于缺乏经营资金难以发展当地特色产业，也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他想到了小额信贷的方式。

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在国内最早出现于1993年。彼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参照“格莱珉银行”模式，在河北、河南、陕西等地成立“扶贫经济合作社”，开始进行小额信贷扶贫实验。同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也以每笔500元人民币的额度，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试水这一扶贫模式。1996年，小额信贷受到政府重视，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开始发展，李小云在宁夏的小额信贷项目，正是始于这一年。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李小云和团队先从NGO组织筹得资金，然后和当地的外援办一起通过小额贷款的方式将资金发放给需要的农民，在操作中把农民分成小组，采取五户联保的方式发放。如果联户组中有一户违约，小组内其他户也得不到贷款。这种方式最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促进小额信贷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了推动当地的农村发展项目以及当地机构的能力建设，1998年，李小云支持盐池一个治沙站的工作人员创立了宁夏第一个草根NGO组织，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20年后，这个中心已成为立足盐池，辐射整个宁夏自治区和西北的重要普惠金融组织，累计贷款余额近亿元，上万农户因此受益。

2001年，李小云与社科院李周教授，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等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开发了《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方法》。该研究成果被国务院扶贫办采用，在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推广运用，被亚洲开发银行评价为具有“重大突破”的创新方法。参与式发展之父，英国苏赛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教授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在获得该研究成果的英文报告后表示，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参与式方法系统化并运用到实际中的理论，李小云是“这一理论系统化和实践操作化的主要推动者和系统总结者”。因了这一成果，2004年，他成为首届中国消除贫困奖——科研奖的获得者。

参与式村级规划系统的建立，第一次提出了确定贫困村的可操作性技术，改变了传统单纯依靠经济收入识别贫困人群的做法。同时，参与式扶贫也第一次提出了参与式性别分析框架，强调扶贫实践中的男女平等，关注妇女健康，这也是扶贫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由此，李小云于2011年再次获得国务院扶贫办的友成扶贫科研奖和当年的全国扶贫先进个人。

得益于李小云这一研究成果的发布，一些国际组织在国内的扶贫策略，也从原来单纯的项目式扶贫向社区综合发展式扶贫转变，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内蒙古、新疆和江西开展的参与式扶贫试点，澳大利亚海外发展署围绕参与式村级规划开展的一系列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加拿大海外发展署则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了其在新疆的扶贫活动中。

成败皆英雄

尽管获得了如此斐然的成绩，李小云认为，根治贫困依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他认为自己对于贫困还是了解甚少，特别是如何实现更精确的瞄准，需要更多的研究，所以他选择驻村扶贫研究。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中央政府在扶贫领域投入的力度逐年加大，并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脱贫，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的提出，就是要帮助群众彻底走出贫困陷阱。然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在2013年以前，公益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领域中，呈现出“集体缺席”的现象。他认为，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制度性资源供给不足，“政府在制定公共预算时，应考虑公益组织的发展需求，特别是在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需考虑给公益部门留下一定的参与空间。”

有鉴于此，李小云萌发了自创公益组织，以方案公益的方式参与精准扶贫中“最后一公里”工作的想法。

“所谓方案公益，是指在社会经济有问题的场域里，帮助有问题的群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越俎代庖，直接成为解决问题的实施者。”有了这个想法后，他第一时间给公益界的领头人徐永光写信，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后者。很快，徐永光回信表示，将全力支持他做这件事。

“当时永光老师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李小云回忆，“他说，‘你做这件事，成功也是英雄，失败也是英雄。’我看到这句话备受鼓舞，心想既然失败了都是英雄，那我何乐而不为？”

2015年3月，李小云在云南勐腊县注册成立了勐腊小云助贫中心，开启了后来备受关注的“河边村实验”。

这场实验源自2014年冬天李小云到云南勐腊县的一场实地考察。在那段驻村调研的日子里，他看见很多村里的孩子光着脚在户外冰冷的路面上奔跑。河边村整个瑶族山寨没有一所安全的住房，人畜混居、道路泥泞。他很惊异，“很难想象还有这样原始的村落。”

河边村当年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约为4000元，而人均年支出则超过5000元，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负债。更让李小云感到难过的，是由于文化和习俗的原因，村里极少有人外出打工，低收入严重影响了下一代的教育，医疗卫生也得不到基本保障。

这次调研，让李小云提出了“贫困陷阱”理论。在他看来，扶贫的难度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群体。当一个群体已经进入现代化，其中的个体如果被落下来，跌入贫困，问题容易解决，因为整个群体富裕起来了，帮扶个体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一旦群体陷入了贫困，治理就很难。“河边村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没有富人的村庄，村里没有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致富。”他说，“说穿了，这里的贫困是结构问题，与懒惰无关。”

为了研究如何摆脱贫困，李小云决定选择河边村为常驻扶贫试点，以外部干预的方式，瓦解这里的贫困结构。

李小云的策略是，通过输血为造血创造条件，通过打造能大幅度提高村民收入的核心产业，探索帮助河边村民走出贫困陷阱的助贫路径。对于河边村而言，仅靠传统的农业产业不太可能大幅度提高收入，因此，他把传统的农业产业作为基础性和辅助性的产业，同时在对河边村的资源进行系统诊断之后，提出了能够充分利用河边气候、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特色与高端并行、会议及休闲齐驱的旅游经济方案，由是诞生了“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

该项目通过在每个农户新建的干栏式木楼里建设一套嵌入式高端客居，实现了村民脱贫致富的目的之余，更让妇女拥有了独立的“经济空间”。虽然这种经济空间距离李小云追求的“男女平权”仍有差距，但对于当地妇女的权益来说亦为一个大的突破。

从2015年到2019年，李小云从复合型产业发展、提高农户经营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人居环境建设、改善社区治理五个维度对河边村进行了综合改造。在“瑶族妈妈的客房”之外，河边雨林鸡蛋、中药材种植等一系列项目相继落地执行，让河边村在2019年完成了脱贫任务，李小云也因该项目在2017年获得全国扶贫攻坚创新奖。

进入2018年，在河边实验实现硬件改善的基础上，李小云开始发力利用自己的资源展开新业态产业的示范。小云助贫中心通过外部联系与市场对接，先后承接了第六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会议、中国农业大学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现场论坛以及北京一土学校的冬令营和夏令营等活动，使农户的客房收入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小云助贫中心开展农业示范项目，通过农业示范户的带动，真正形成了河边村农户的复合型产业生计结构。

今年初，伴随着河边村第一家合作社“西双版纳雨林瑶家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李小云将“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正式移交给全体村民。

“只有让村民主动挑起发展的重担，贫困的河边村才能走得更远，即使失败，也能让村民从失败中学习，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进行项目移交是李小云在实验一开始就想好的。“我们退出并不是说以后不支持他们，而是说这件事的主体是河边村的村民。更何况，河边村实验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我自己，而是村民的主体性和能力。”

小云助贫中心甫一成立，就得到了敦和慈善基金会连续4年的资金支持，紧接着，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南都基金会、招商局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一批公益组织分别以提供项目支持等方式参与到河边村实验中来。徐永光和王振耀带领公益界的同行两次到河边村指导，“河边实验是中国公益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公益界参与政府开辟的社会场域的一个集体性实验。”李小云说。

除了公益界的热心襄举，李小云说，小云助贫中心的实验能在河边村取得成功，更离不开政府的倾力帮扶。“自小云助贫中心成立之初，我们就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云南省扶贫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勐腊县扶贫办、勐腊县民政局等众多政府机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事实证明，当公益组织沉下心来去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地方政府会予以极大力度的支持。”李小云说，小云助贫中心在河边村的各项发展措施逐步推进时，政府也加大了对河边村的投入，不仅为当地修建了4G网络，而且当地盖房的农户可以从政府获得每户6万元的无息贷款，1万元建房补贴，而建档贫困户则可以获得4万元的建房补贴。截至2018年，政府在河边村的投入已经超过1500万元。

“这是一个小公益大影响的典型案例。”谈及河边村实验的意义，李小云说，小云助贫中心作为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公益组织，撬动了海量社会资源与政府资源，河边村实验本身也许不具备可复制性，但它将公益资源与政府资源连接在一起达到优势互补的成功尝试，或可为国内其他NGO组织未来与政府展开合作时提供借鉴。

李小云认为，许多公益组织的项目之所以出现困难，核心问题是跟政府去争项目的主导权，“一定要说 ‘这是我干的’，谋求话语权。”在他看来，这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制造问题。

“公益组织只有将精力集中在解决社会问题本身之上，它和政府的关系才会变成一种良性互动，政府看到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会离不开你。”

阻断代际贫困

从1987年投身9号院，到2019年帮助河边村实现脱贫，在长达30年的工作中，李小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贫困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现在，他似乎有了一些答案。

“贫困的元问题，是生存性竞争导致的基于物质获取差异的社会化过程，基于对物质的崇拜和基于物质贫乏而产生的耻辱，社会化的道德出现；社会阶层对于差异的固化以及现代社会理性扩张导致的不同种群和国家之间在物质供给方面的差异。”在《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一文中，李小云给出了线索。

基于这一理解，李小云认为，由于贫困是基于现代物质和福利标准衡量的，所以，根治贫困的元方案，在于“将现代性延伸至没有掌握现代性伦理的群体中去”。

这并不是个容易的过程。云南巍山地区就曾发生过山民迁入县城后因生活不习惯，陆续返回山里居住的现象。李小云认为，虽然这种现象并非个案，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异地搬迁的价值。其更多的意义在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特别贫困的地方来说，把村民们搬迁出去，或许没有办法让他们立刻实现就业，但他们是个少数群体，政府可以养活他们这一代人，让他们的下一代得到教育和很好的就业机会，那么下一代人就有可能摆脱贫困。”李小云说，如果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得不到改善，那么贫困的代际传递、阶层固化很可能将不断复制，如此一来，贫困问题，将永远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有鉴于此，2018年6月，在李小云、徐永光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的支持下，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发起的新湖乡村幼儿园计划在昆明正式启动。该计划将投入7000万元的公益资源，实现乡村幼儿园在怒江乡村的全覆盖。

按照规划，“新湖乡村幼儿园”怒江州项目全部完成后，预计将新增在园幼儿6300人，全州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可达到国家和云南省“十三五”规划确定的85%这一目标。同时，该项目也将帮助怒江的直过民族、少数民族聚居村的幼儿在幼儿园学会普通话，过“语言关”，为小学阶段顺利学习做好准备，打牢基础。

“我国59万个行政村里，只有19万个有幼儿园。”李小云说，“不能一边生产穷人，一边扶持穷人。扶贫不应该只是救助贫困人口，而是要设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扶贫需要从学前教育开始。”

从创立参与式扶贫帮助现在的贫困人口走出贫困陷阱，到预防贫困向下一代传递的“乡村幼儿园”项目，在与贫困的斗争中，李小云的建议也从当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扶贫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防贫迭代，这种迭代最终将会在扶贫工作中产生怎样的蝴蝶效应？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转自微信公众号“政治经济学新时空”